田奇镌

田奇镌（1899-1975），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区域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中国泥盆纪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历任湖南地质调查所技师、技正、主任、所长，中国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大学矿冶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委院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南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特级总工程师、全国矿产含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兼总工程师。195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进行区域地质、矿产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领导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多年，对该省地质事业贡献卓著。所著《湖南泥盆纪之腕足类》是重要的经典，《中国北部太原系海百合化石》是此门类古生物学之开创性著作。《中国的泥盆系》一文奠定了我国泥盆纪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多年担任新中国地质事业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并在湖南大学等校任教，培养了一批人才。

中文名：田奇镌

民族：土家族

出生日期：1899年

逝世日期：1975年

职业：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代表作品：《湖南泥盆纪之腕足类》

人物生平

田奇镌，字季瑜，土家族，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为前清秀才，母为书香闺秀。田奇镌在弟兄5人中排第4。他和兄弟们都受到很好的家教。他7岁入私塾，10岁时入大庸县城松梁书院上小学。13岁时在长沙上中学。17岁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翌年北上首都，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田奇镌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又与大家一起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公馆。5月5日，他参加街头宣传，被捕入狱10多天，后在各方面爱国进步力量声援下，胜利返回学校。

1919年秋，田奇镌升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1920年，李四光及葛利普来该系任教，田奇镌深受他们教导，对地质学兴趣更浓，更加勤奋，曾连续3年以优异成绩获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奖学金。

1922年冬，田奇镌与同班同学一起去北京昌平县南口进行毕业实习，他们用了3个星期，测制了地形图和地层剖面，采集了化石和岩石标本，最后完成了毕业论文。田奇镌的毕业论文是《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和古生物》，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该区震旦系地层不整合覆盖在“五台系”古老片麻岩与片岩之上。这是他的第一篇论文，对于中国北方震旦系标准剖面之一——南口剖面之研究有一定的创见。他毕业时，该文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

1923年秋，田奇镌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即考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实习员，次年升调查员。在该所工作的3年里，他主要调查北方煤田地质及进行石炭二叠纪化石（镌、腕足类、海百合类等）之研究，还参与了大型工具书《地质矿物学大辞典》的校订工作。

1927年3月，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成立，经翁文灏推荐，田奇镌回家乡湖南参加该所之工作，在那里工作了23个年头，历任调查主任、技正、主任技正、代所长、所长等职。其间，他于1933-1941年兼任实业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1941-1949年兼该所特约研究员。1928-1940年及1947-1949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他实际工作地点是在湖南省，以该省地质调查所为主，他在极度困难的环境里，使该所之工作蓬勃开展、硕果累累，成为解放前省级地质调查所中的优秀单位。他本人对湖南区域地质、矿产地质作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积极从事基础地质，主要是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的研究，基于他对湖南泥盆纪生物地层学的研究，奠定了我国南方泥盆纪地层分类基础。1934年获得了第3届“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1940年获得了首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

田奇镌对腐朽的旧社会深恶痛绝。1948年冬，田与中共地下党联系，表示要保护全所财产，迎接解放。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田与长沙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拥护人民政权，受委派继任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还应邀参加了10月1日开国大典的观礼。他满腔热忱，决心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贡献全部心力。1950年他被调往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资源勘测处处长、中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工作重心面向整个中南区。同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组专门委员，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1952年，地质部成立，田奇镌任该部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55年，田奇镌被调往北京，历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兼总工程师，地质部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全国地层委员会委员。他致力于全国地质科学技术的管理、组织与领导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56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地质部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和关怀。

田奇镌还积极参加了地质外事活动。他于1954年、1960年2次访问匈牙利。1956年他应邀赴苏联伯力参加远东地质会议，作了《中国震旦系》的报告，为苏联地质界所重视。1957年他奉派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持铬矿勘探工作，受到胡志明主席接见，并获越南政府颁赠的友谊徽章。

田奇镌也很热衷于学术界的社会活动。早在1920年，他上大学时，就与同学们一道，积极筹创成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并积极参加该会活动。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他即为会友。他参加工作后，即为该会会员。他几十年热心会务，历任该学会《地质论评》编辑（1936-1941年，1943-1947年，1949-1951年）、《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编辑（1942年）、《地质学报》编委（1952-1956年）、学会理事（1938-1940年，1962-1976年），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1957-1976年）。

田奇镌热心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地质事业上的光辉成就也深为党和人民所信任与敬重。他于1957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9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技术成就

田奇镌作了大量区域地质和矿产地质调查研究工作。1923年秋至1927年春，田奇镌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先于1923年冬与赵亚曾、王竹泉调查了河北临城煤田，对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地层作了详细研究。1924年春，他又同赵亚曾调查了河北磁县与河南彰德县六河沟一带煤田地质，详测了上石炭太原统地层剖面，并采了镌类、腕足类、海百合类等化石。这两次考察都有详细报告发表。在该所工作期间，他还与翁文灏、赵亚曾、钱声骏共同校订了重要的工具书——我国第一部《地质矿物学大辞典》（杜其堡编纂，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20年代后期，他初到湖南地质调查所时，先后与刘季辰、欧阳超远调查了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与王晓青调查了湘潭县上五都锰矿，与王及郭绍仪调查了益阳县板溪的锑矿、湘乡县梓门桥等地煤矿及新化县地质矿产，都取得很大成绩。30年代初，他在该所已处于业务领导岗位，因而参与并主持了若干更大规模的综合研究课题。他参与了湘中六县的区域地质调查与填图工作，最后主编出版了《湖南长沙、湘潭、衡山、衡阳、邵阳、湘乡六县地质志》，并附1/25万地质图，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测制的精度较高的区域地质图件之一。在此书中，他初步建立了湘中泥盆系的地层系统，其所创地层名称“佘田桥系”、“锡矿山系”等沿用至今。他又倡议和主持了湖南全省铁、锰、钨、锑、铅、锌等重要矿种的矿产志之编纂。为此，他亲赴各有关矿山、矿区进行实地调查，考察开采沿革、现状、矿床地质特征、规模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先后主编出版了《湖南铁矿志（第一册）》、《湖南锰矿志》、《湖南钨矿志（第一册）》。著名矿床地质学家谢家荣曾对其中的第一部著作有以下评述：“综观全书，调查精密，叙述详明，插图照片亦清晰可观，对于学术问题之探讨，经济资料之搜集，俱属扼要详尽，确属中国经济地质学上一重要贡献也”。他还筹划并参与了粤汉铁路株州至宜章附近全长400公里的区调（1/50万）和矿产调查工作，其成果出版了《粤汉铁路线长坪段地质矿产报告》一书，对粤汉铁路沿线之工业布局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田奇镌积极领导该所调查湖南矿产资源，为抗战开发之用。1938年秋，他受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委托，率湘西矿产探查队工作了一年多，对该区30多处矿产地的地层、构造、矿床地质特征作了详细研究，最后将所完成的16篇报告（其中田奇镌单独写的有2篇，与他人合著的有5篇）汇编成《沅陵行署矿产探查队报告书》。

田奇镌还经常应省内和相邻省区有关矿山、煤窑、砂金开采地的邀请，为勘查矿产资源以及矿山建设提供咨询意见。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江华锡矿，沅陵、桃源金矿，锡矿山锑矿等等。他通过上述调查，取得了大量实际资料，发表了若干重要论著，有：《论湘西黔东汞矿之生成与产状》、《湖南金矿之展望》、《湖南之煤矿》、《湖南之矿产》等等。这些著作不仅对湖南及我国南方工业建设起到“先行官”的作用，而且大大丰富了我国经济地质学宝库。

田奇镌曾任教于湖南省立克强学院、湖南大学矿冶系，共历时五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地质矿冶方面的人才。他调离长沙时，将家藏图书（多为自己著作）全捐赠给湖南大学。

除了在学校教书育人而外，田奇镌更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对青年进行传帮带，以利于他们更快地成长。他首先以自己对地质事业的热爱与奉献精神去感染、教育年轻人。例如他对刚到他身边工作的廖士范说：“来所里做事，既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你如果想升官发财，请不要来！地质调查所不是旅馆，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愿意来，一定得干完三年。三年以后你如果还能干下去，我劝你这一辈子就干下去，不要改行了”廖士范深受教育，后来果然热爱地质事业，成长为有成就的地质学家。在日常工作中，田奇镌总是热情指导年轻同事，在室内为他们解决难题，在野外为他们讲解地质现象及理论，工作的各个环节都与大家和衷共济，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共同进步。在他身边工作的年轻人都成长得很快，不少已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如刘国昌、边效曾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工作需要，田奇镌被调到地质部门的领导岗位，负责科学技术业务管理工作。1950年5月，他在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召开的第一次资源勘测会议上所作的3个报告，即《中南区地质概述》、《中南区矿产概况》、《湖南省矿产资源概要》，深受代表及领导重视，被誉为是结合理论与实际的报告。他在武汉工作的5年中，对中南地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规划、部署与实施进行了全面指导，有效地领导了中南地质调查所及其所属开封、武昌、长沙、南昌、广州5个分所科研工作的开展。他曾多次去大冶铁矿，研究、规划该矿及其外围的地质勘查工作，并积极努力为“武钢”解决铁、锰及其他有关矿产资源问题。

田奇镌调到北京地质部地矿司及全国储委担任领导职务后，先后主持和参与制定了数十种地质矿产勘探规范，审查、审批了各工业部门提交的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主持并参与了铬、镍、汞、金等重要矿产的全国性地质工作会议。参与许多重大地质技术问题的研讨（如不同时期地质工作的方针、任务、工作重点，地质工作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国家急缺矿产资源勘探的突破，重大技术项目的引进等等），并经常深入重点勘探基地和重要矿区、矿产地的视察、检查与指导工作。

田奇镌对地质工作质量问题极为重视，他认为必须保证各个工作环节的质量，才能取得可靠的地质资料与数据，探明更多更好的可供工业利用的矿产储量。他尤其对某些勘探队由于储量任务压力过大而违反勘探程序、造成浪费等问题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5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要对建国以来采用的苏联矿产储量分类规范进行大破大立，甚至提出要降低高级储量比例和放宽勘探网度。田奇镌认为在某些方面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修订是必要的，但必须充分考虑地质依据，慎重从事，尤其重要的是保证勘探质量。他也很重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合理开发。有的冶炼厂不注意矿石中伴生有益组分的回收，群众乱采滥挖往往破坏矿产资源，他对这些现象深为忧虑，并提出意见。他还对解放初期把已经营多年的金矿突然停办一事提出过异议。

繁重的管理工作任务迫使田奇镌没有时间撰写更多新的科学论著。但他却关心新生力量的成长，在审稿等把关工作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例如，1958年的《地质论评》第18卷第1期上刊登了周德忠、李文炎合著的《贵州万山汞矿矿床的地质特征》一文，同时刊登了田奇镌的《对周德忠、李文炎两同志著一文的意见》这一评审文章，对该文若干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对其中的错误及不妥之处又提出了认真严肃的批评。该期还刊登了周德忠写的答田奇镌同志对《贵州万山汞矿矿床的地质特征》一文的意见，文中除对田所提若干问题作解答外，很虚心地接受田的批评，最后并说：“田先生提出了这些宝贵意见对我们的启发是大的，同时等于指出了我们今后研究汞矿的方向，并且教导我们解释说明一种地质现象时要有一定的唯物辩证的科学依据，离了它就会犯错误，做出错误的结论而给国家财富造成极大的损失！特向田先生致以感谢，同时希望更多的指教！”

工作经历

1899年2月13日生于湖南省大庸县西溪坪。

1916年毕业于长沙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实习员。

1927-1950年历任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技正、调查主任、主任技正、代所长、所长。

1928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33年兼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

1937年兼任湖南大学矿冶系教授。

1950年任中南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地质组专门委员，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

1952-1955年任地质部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55年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兼总工程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任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1959年当选为全国地层委员会委员。

1964年受聘为国家科委地质矿产组成员。

1975年9月15日在北京病逝。

主要论著

1赵亚曾，王竹泉，田奇镌.直隶临城煤田地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1924（6）：67-82.（附英文节要10页）.

2赵亚曾，田奇镌.直隶磁州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1924（6）：102-120（附英文节要17页）.

田老的著作有《湖南泥盆纪腕足类》《中国石炭纪海百合化石》、《中国之泥盆纪》、等，其中《湖南泥盆纪腕足类》是重要的经典，《中国石炭纪海百合化石》是此门类古生物学之开创性著作，《中国之泥盆纪》一文奠定了我国泥盆纪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

人物评价

周恩来评：没有留过洋的专家。

后世纪念

2004年3月10日，田奇镌先生诞辰105周年座谈会在张家界举行，百余科技界人士和田奇镌院士家属参加，表示要继承发扬田奇镌院士献身科学的精神。

葛利普与李四光：发表中国最早的古生物化石研究论文

裴文中。

裴文中（1904年1月19日-1982年9月18日），字明华，河北丰南人，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1929年，裴文中主持并参与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周口店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是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该发现对研究世界古人类学有极重要价值。

扩展资料

北京人遗址是1921年8月由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的，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此后，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又先后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骨骼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等物品，共十万件以上。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

这些考古发明，为研究北京人的体格形态及劳动、生活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41年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因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美方将北京人头盖骨及其他化石材料计划运送到美国自然博物馆保存。

是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秦皇岛等地的机构，转移途中从此下落不明、杳无音讯，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现存惟一真标本是1966年从顶部堆积层发现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后来又发现了石制品、骨角制品。

百度百科-裴文中

在中国搞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学者，应该不会忘了1923年，因为在1923年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了，首先，1923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中国工作几十年并最终安葬在中国的葛利普教授在当时的热河省凌源进行化石考古和挖掘工作，命名了当时凌源含狼鳍鱼的地层为“热河系”；1928年他进而提出“热河动物群”之名。从此经过百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热河生物群”早已名扬天下。

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

1923年诞生了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它就是北京大学地系教授李四光于1923年12月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 Geol. China)的第2卷3-4合期上发表了《鉴定?类的图解法及其对华北?科研究的一些结果》一文。

在李四光的文中有属种的拉丁文名称，有化石特征的详细描述、比较、讨论，有产地层位的具体记载，有图版和图版说明。该文首先叙述了这类属于原生动物门有孔虫纲化石的特征，其外形像一纺锤（纺织机上的线筒），因此叫它“纺锤虫”。李四光根据中文古代纺锤称为“筳”，在它左边加了一个“形旁”——“虫”，而右边的“筳”是声旁，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形声字——“?”，李四光所造的这个字，从那时起就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沿用至今。论文对8个种及变种都做了描述，并有两个图版（共19个薄片的相片）加以表示。论文记载这些种产自直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甘肃诸省的十多个地点，含化石层层数最少为一层，最多达4层（山西阳泉）。论文将这些种与国外各地之链作了对比，认为它们都属于上石炭统——太原统（相当于乌拉尔统）。

另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5号第2册("Bull. Geol. Surv. China,No.5,pt.2”）上有一篇中国地质学家周赞衡写的题为“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Younger Mesozoic Plants fromShantung")的论文，文中描述了产自山东下白垩统的如下植物化石属共计7属11种（其中1旧种，4新种，2相似种，4未定种）。有两页图版，为手描图。李四光和周赞衡的文章发表几乎是同时的，可以并列称为“中国人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

另外在1923年5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德日进与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更新世晚期化石群，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及旧石器等，称为“水洞沟文化”。

另外，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应该是1924年12月孙云铸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4册的论著，题目是《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这标志着中国古生物学家也能从事深入的古生物鉴定和研究，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该书首先简述了中国北方，主要是华北的直隶（河北）省、东北的奉天（辽宁）省和山东省泰安地区与张夏地区的寒武纪地层。

其实早在1920年葛利普刚到中国，就在《地质汇报》第2号上发表了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一篇是“中国二叠纪新发现之阔翅类化石”，另一篇是“直隶开平之下二叠纪动物化石”。在前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阔翅类昆虫的新种——Eurypte(Anthraconectes?)chinensi(sp.nov.)。在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苔鲜动物的Polypora属。这应该是中国发表的最早的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了

这里介绍一下葛利普，葛利普(1870-1946)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葛利普是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他一生发表近300种学术著作，当时已经50岁的葛利普辞别故园与妻女，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之后，他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从此他为中国地质事业以及古生物研究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刊物是《中国地质学会志》，许多古生物学研究论文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该年4月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论震旦纪”的论文，这是对震旦系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中国古生物志》创刊，出版了甲种第一号第一册“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傅兰林著），乙种第一号第一册（总第一号）“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葛利普著）和第二号第一册“四射珊瑚化石”（葛利普著）。傅兰林和葛利普是外国人，虽然在中国受中国政府邀请搞研究， 他 们发表的论文是职务行为，这也属于中国发表的最早的几篇古生物学论文。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是1922年4月，葛利普的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以《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1册的形式出版。葛利普受聘为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是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而工作的，他的研究成果也作为该所的系列出版物而问世，所以，他以上两篇文章和一部专著的出版就标志着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的发端。

李四光

说起葛利普他还有以下不朽的成就，比如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现在仍在挖掘，人们仍然在不断寻找那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葛利普教授恰是“北京人 (Peking Man) ”的起名者， 当年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之所以能迅速传遍全世界，与这一简单易记的名称是分不开的。第二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不断在国外权威杂志《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根据在辽西发现的恐龙化石的研究成果，而这不能不追溯到葛利普教授早期提出的“热河动物群”。” 1928 年，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地质史》 ( Stratigraphy of China 直译为《中国地层学》 ) 。在这部书里， 他第一次提出了"热河动物群"这一名词， 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化石群。 第三在 2005 年整修后重新开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里， 也陈列着葛利普先生鉴定 的 化 石 (Gymnosolen Grabau,Age: Precambrian, Locality: Jinzhou,Liaoning Province 葛利普裸枝叠层石， 时代： 前寒武纪， 产地： 辽宁金州)第四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塑造了一个葛利普教授的塑像， 放在长兴“金钉子”博物馆里。 这是因为葛利普教授在1931 年确定了“长兴灰岩”地层， 它是“二叠系到三叠系地质连续剖面”的代名词。 此后“长兴灰岩”， 成为地质学上一个专用名词，从而载入国际地层学史册，并得到世界公认。 2001 年 3 月，国际地科联过投票，正式将浙江长兴灰岩的 D 剖面确定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及点（英文简称"金钉子"）。长兴“金钉子” 是地球史上最重要的断代界线之一， 也是地球 历史 上六次生物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绝灭事件和全球变化相联系的点位，2001 年 3 月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定为全球对比标准点位。其意义相当于大英博物馆的铂金米达尺，成了世界标准。第五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葛利普教授逝世已经多年，人们仍然在不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的中国地质学先驱之一朱森曾经回忆著名的美籍地质学家A. W. 葛利普 (Grabau) 为他们讲授古生物学、葛利普老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待人诚恳，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而且躬行实践，重视野外现场考察。北京西山是他们实习的重要基地。葛利普、翁文灏曾带他们去热河实习。

有媒体报道：1923年11月初，中国的东北大地被层银白色包裹得分外妖娆，早晨的屋檐下还挂着晶莹的冰柱。在这个时节，从来没有考察队进人热河省进行野外发掘工作。而北京大学的一支小型地质野外考察队此时却悄然抵达此地。他们由葛利普教授和翁文灏带队，乘着吉普车，向热河省凌源县进发。葛利普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他此行是为了考察1880年由法国鱼类学家索瓦士研究的发现于此地的狼鳍鱼化石的地层。在凌源附近的山头，葛利普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狼鳍鱼与尾类蜉蝣化石，但并无其他斩获。辽西化石群1923年，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中，把当时热河省凌源县附近含化石的地层定名为热河系。1928年，他又提出了“热河动物群”的名称，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动物化石群。后来， 中国的顾知微院士把与热河动物群同时期的植物群也包括进来，统称为热河生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