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西京杂记的目录
四部丛刊
所谓“四部”,即按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丛刊”即今天通常所说的丛书。说得具体些,《四部丛刊》是一部集中各方面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
四部备要:这部丛书收书336种,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用丁氏仿宋活字排印,个别影印。这部丛书性质和《四部丛刊》相仿,但《四部丛刊》着眼于选择宋元明珍本影印,而《四部备要》则偏重于实用——选印较有代表性的校本、注本,可以说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的常备书籍。
经部:十三经古注 十三经注疏 清十三经注疏 小学 经义
史部:二十四史 编年 古史 别史 杂史 载记 传记 奏议 地理 政书 史评 表谱考证
子部:周秦诸子 儒家 农家 医家 算法术数 杂家 小说家 释道家 诸子大意
集部:楚辞 汉魏六朝别集 唐别集 宋别集 金元别集 明别集 清别集 总集 诗文评
四库全书:丛书名。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二者和史传文学都有很紧密的关系。最早用“小说家”这个名词去收录古代书籍的《汉书艺文志》是把它视作为子部的,称为《诸子略》,但所收书籍的性质,照鲁迅的说法,则介乎子部、史部之间,即《史略》所谓的“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其后史家及目录学家将小说家的范围不断扩大,把很多原属史部的作品转入小说家,也有一些原属小说的作品归到史部去,例如同样是杂史杂传的东西,《燕丹子》多入“小说”类,而《吴越春秋》则入于“史部”。此外,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有一些在内容上也标榜是正史所不载,由作者加以整理收集,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殷芸的《小说》等,所以文言系统的小说和史书关系千丝万缕,是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系统的小说,或者是接近现代意义的传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如何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看到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史传和小说的共通点是叙事。当然二者发展到后来的性质有不同,历史讲求真实,而小说则容许而且必须虚构。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大概历史只是述事,小说戏剧则可以称之为“演事”。
第二,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主体“正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系统,史书的这种结构,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多影响。尤其是史书主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后来小说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合乎现代小说以写人为主,小说必须创作出令人难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传奇很多便类似个人的传记。二是在结构上,很多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这种结构方式,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
第三,是史传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观点的方法,这一点也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所谓全知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告诉读者。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管锥编》语)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写作精神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巨著对后世小说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春秋》的微言大义,意思就是把自己观点隐藏起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中国古典小说中当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读者指指点点,对事件人物直接评论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隐退在情节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行来启示读者。《红楼梦》主题的论争,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爱憎不同,可以说,都是得力于这种隐藏个人观点的手法结果。又如《史记》的创作,司马迁一再表示自己是“发愤”著书,自己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写出这种巨著的,后来的金圣叹把《水浒》这些小说也看作是发愤之下的创作,可见《史记》对后世文学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
明清两朝小说评论家最爱把小说和历史著作比附,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而戚蓼生评《红楼梦》的写法,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见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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